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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家“用火”记

资讯播报 信息服务频道 2018-11-27 14:14

用火,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重要环节。民以食为天,柴米油盐,“柴”摆在首位,生活离不开“用火”。

童年,我刚刚有记忆的时候,我家搬到湖里祥店住那是江头的一个乡村。我祖母背上竹筐,牵着我的小手,到村里村外捡柴火。她的工具是一把铁线粑,在树下一粑,地上金黄色落叶便插进粑子铁线里,手一捋,枯叶一大把。煮饭炒菜时,我有时热心参与,捧一把枯叶丢进灶里,看叶子燃出金色火焰,蓦然卷曲,渐渐变为灰烬。

我外婆在围里社,舅舅带我到外婆家,农村院子大,走廊宽,摞着一堆堆木柴。我唯一能帮助舅妈的就是烧火,立功心切,往灶里一根根添木柴,柴塞太多了,灶口窜出浓烟,呛得人直咳嗽。这时舅妈会从灶里抽出几根木柴,拿起吹火筒,鼓起腮帮往灶里吹风,奄奄一息的火复燃了,火焰又一次熊熊燃烧。舅妈说: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”饭菜煮好时,表弟们常常往灶里草木灰堆塞地瓜。烤熟的地瓜皮焦黄,又甜又香。

我在厦门六中读初中时,学校在海沧有个农场叫“京口农场”。每学期我们都要到农场劳动锻炼,除了带席子和被子,还得自带米和煤球。米和煤球是交给农场食堂的,食堂一一过秤。十多岁的少年,身板子弱,那担子太沉了!走一段路,歇一歇,喘口气,老觉得农场远在天边,为什么老走不到呢?

厦门一中读高中时,家里烧火换成了蜂窝煤,和煤球一样,每个家庭每个月定额配给。负责到煤店买蜂窝煤,成为我家务劳动。那时我家住光彩街,离大同路土堆巷口的煤店不远,记忆深处的担子,依然是沉重的。我挑到楼下,二弟下来帮忙,一筐一筐抬。

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,我常常自告奋勇煮早晨的稀饭。大清早起床,先打开炉门,让前一个晚上压下去的煤砖烧旺起来。蜂窝煤在搬运过程中,难免掉一些煤屑,母亲把这些煤屑收集起来,积到一定数量,揑成煤球继续使用。蜂窝煤炉子一天24小时都不熄火,不用火时灶门关着,只留一条缝,让空气进去,不至于窒息。如果炉子熄了,就得掏掉灰烬,炉底放些纸团、架些小木柴,搁上新煤砖,在纸团上点火,让木柴烧起来,引燃煤砖。家里备有一根铁棍,要火旺一些,就顺着煤砖孔洞,从上往下捅一捅可麻烦了!

后来,我和二弟到龙岩上杭古田山村务农,偶尔回家,总要帮家里挑挑蜂窝煤。

漫长岁月里,城市市民,用火离不开黑呼呼的煤球和煤砖。过了七年多回城工作,家里烧的依然是蜂窝煤。

1978年春天,我考上厦门大学中文系,三餐在食堂里吃。也是这一年年头,我结婚了,婚房是厦港南溪仔墘一间陋室。婚房没有卫生间,没有自来水,也没有厨房。我买了一个煤油炉,偶尔用它煮一点东西。前不久,我年轻时代的好友、著名作家张胜友去世,记者打电话询问我和他的交往,我说起了煤油炉。张胜友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时,曾专程到厦大找我,那一天中午我就用煤油炉煮米粉汤,招待他。和米粉一起下锅的是到菜市场买的梭子蟹。煤油炉火不旺,煮的时间有点长,加上缺油少盐,那米粉汤不太成功。但有文学的话题,有大学生活的话题,那顿午餐便吃得有滋有味。

1982年春天,我大学毕业了,被分配到市委部工作。在部里六年多,我也是三餐到食堂。当年市委市政府机关,在公园南路2号大院里,食堂就在今天少儿图书馆的位置上,那时是一座大棚子,烧的是木屑。

转眼到了1985年,部分配给我一套新房,地址在湖滨一里某幢602室。因为有了新居,机关发给我一张购买煤气罐的票。兴冲冲到煤气公司,经手人问我,是要自动点火的炉子还是用火柴点火的炉?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,因为手头总是拮据。

那时罐装的煤气,必须自己运。第一次运煤气罐,心里忐忑,我把煤气罐绑在自行车后架上,生怕绑不牢。踩自行车,重心不稳。和其它车子交会,十分紧张。我不知罐子若摔到地上,会不会爆炸?到家楼下时,再扛到肩上。那真是一件体力活,把罐子独自放到肩头,不能闪了腰。登六楼,中间不能歇息。每一次买煤气,我都在想,将来我老了,怎么办?

后来的事实告诉我,我的担忧是多余的。新城区安装煤气管道了。我告别了车运肩扛的苦差事。只要在灶前把煤气的门一开,煤气便来了。烧煤气的热水器也买来安装了,洗澡告别了水桶。在喷头下洗热水澡,爽啊!

一晃又过去了几年,我调到市文化部门任职。后来,家搬回老城区,搬到中山路旁的南田巷新楼里。这里没有煤气管道,液化气用的依然是罐装的,但只要一个电话,就有工人把煤气罐送到家里。即使下班后,只要一小时内,打电话去,依然有工人送煤气罐来节假日也不例外。煤气公司的安排,真是以民为本啊!对于那些年轻或已经不年轻的搬运师傅,除了谢意,我心底还有一丝歉意,因为我家住在八楼,且没有电梯。

什么时候,老城区也能安装煤气管道呢?(作者:陈志铭)

[责任编辑: 陈寺华 来源: 厦门网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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